文 | 无锈钵

【资料图】

1890年，英国伦敦，一个寻常的清晨。

威廉姆·利华爵士从美梦中醒来，在简单的洗漱后，准备开始一天的工作。

作为知名消费品巨头“联合利华”的创始人，每天和不同的供应商和投资人打交道，是他生活中的常态。在经历琐碎而繁杂的会议沟通之后，一小部分商品会得到保留，而另一小部分产品，则可能无缘联合利华的货架。

令人惊诧的是，衡量商品价值的标准，并不是通常的销量和利润，而可能是“是否具备道德风险”，以及“是否环保”。

这样充满“伦理感”的商业行为并不是偶然，尽管后世的经济学家们相信，“资本永远只流向利润最高的地方”，但至少在18世纪之后的欧洲，仍然不乏有类似的个例存在。

而驱使上述个例的动力，则来自于宗教信仰，对此，卫理公会主义创始人之一约翰·卫斯理有一句流传甚广的名言：

“教导人们如何去投资是新约圣经的第二大要务。”

他在教义第五十章《金钱的使用》中强调，商人应该对世界财富进行“善良的管理”，包括引导财富流向健康、道德的领域。

类似的思想，对于维多利亚时代的欧洲，同样产生了巨大的影响，越来越多基于宗教信仰的投资者开始拒绝投资“恶性行业”，包括烟酒、赌博、武器制造业和部分破坏环境的产业。

这一现象在现代学者的话语体系里，被命名为“伦理投资”，往后的日子里，风靡全球的社会责任投资和ESG指数，正是源自于此。

在ESG及其相关理念风靡全球的当下，重新阅读这段充满古典感的历史，我们依然可以从中发现两个细节：

·资本并非只追求回报率，而是同样可以受到更高价值的约束

·众多的伦理商业行为中，引导资本的流向和配置永远最为重要

这也是为什么，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博士生导师姜万军认为，落实ESG最核心的关键在于治理（G），要首先将金融机构转变为“负责任的投资者”。

银行业的ESG：一场“名利双收”的游戏

回望过去，以银行为代表的金融业，在诸多环保和社会责任事业中，一直有着非常特殊的地位。

从建筑、电力到化工、制造，一切实体产业的减碳流程，总是先从生产环节中的“节能减排”开始。而具体到银行等金融产业，由于所谓的“生产环节”并不存在，因此，银行业的ESG活动并不迫切需要从“自身”出发。

以国有六大行之一的建设银行为例，公开资料推算可得，该行2021年的人均碳排放为4.927吨/人，这一数字不仅远远低于建筑业巨头中国建材的同期人均碳排放（1329.8吨/人），相较于全体国民的人均碳排放数字（8.42吨/人）也有一定差距。

事实上，没有任何证据证明，金融产业制造了超出平均水准的碳排放，亦或是金融从业者消耗了更多的能源、材料。

这也意味着，像互联网公司和房企那样，建造推行“绿色环保”的总部大楼，对于银行业来说，并不是什么高效的ESG举措， 金融行业的具体ESG实践和成果，更多是通过借助资源“赋能外部”的形式展开。

在这基础上，银行所代表的金融业，在推行ESG治理的“驱动力”层面，相较一般的企业也有所不同。

耶鲁大学教授丹尼尔·埃斯蒂在《从绿到金》一书中，曾经总结过企业从事社会责任和环保活动的几种普遍动力：

·对支付经济代价的恐惧，例如因搭载重金属污染电线，而被罚款1.3亿美元的索尼公司

·帮助企业更好的创新与竞争，沃尔玛相信，提供更环保的产品，将迫使供应商深入完善供应链构建，从而提升产品整体的品质表现

·塑造良好的品牌形象，尤其以科技公司和奢侈品制造商为代表。

相形之下，国内银行业推动ESG实践的动力，更多是源于“和全球金融产业接轨”以及“业务转型”的客观需要。

从绿色贷款的数据来看，截至2022年末，工商银行、农业银行、中国银行、建设银行四大国有银行绿色贷款规模已达万亿元；兴业银行、浦发银行、招商银行等股份制银行绿色贷款规模实现超千亿元。

庞大的绿色信贷体量，不仅见证了国内银行业在ESG实践中的迅猛发展，也在无形中昭示了ESG区别于“门面工程”和“官方任务”的属性。

尤其是在最近的几年里，银行对公业务利润的收窄，正在不断倒逼这一环节的高质量增长。

某种意义上，ESG指标正是对公业务最好的“助推器”。

一方面，ESG指标良好的公司，往往具备着同样出色的财务表现，再加上国家和区域性政策的扶持，可以说是不折不扣的对公业务“优质客户”；另一方面，绿色信贷周期往往较长，也能有效缓解近年来超额储蓄为银行带来的放贷压力。

与此同时，绿色信贷自带的“低利率”，也在无形中成为了银行业的“价格战武器”，帮助他们实现和优质客户之间的“双向奔赴”。

此前，一位国有大行相关业务负责人就表示：

“绿色贷款利率一般都会有一定的优惠补贴，特别是符合碳减排领域的业务，这客观上降低了相关企业贷款利率。”

从这个角度来说，践行ESG对于银行，不仅仅是一个道德判断，同样也是一个“名利双收”的商业选择。

ESG实践，“向上升”还是“向下沉”？

在这基础上，ESG对于银行业更大的影响，还在于资本市场的开拓。

宏观来看，全球走向“碳中和”的过程中，势必伴随着大量资本的流动，仅就中国而言，按照各研究机构的估算，实现碳中和的成本，最低也需要约140万亿元人民币的资金支持。

庞大的金融资源需求背后，全球范围内，行业转型、减排技术的研发迭代，也在无形中蕴含了大量ESG投资机会。

而在这一过程中，一位业内人士就曾透露，当前阶段，国内的银行业想要与国际金融机构合作“分一杯羹”，ESG评级是必备的“敲门砖”。

对此，不少嗅觉敏锐的银行，都已经开始了提前布局。

其中，面向全国的股份制商业银行由于业务和体量优势，往往更具备“向上发展”，聚焦“顶层设计”的契机。

这之中，作为国内首家“赤道银行”的兴业银行，更是早在十余年前就率先开展绿色金融业务，聚焦“降碳、减污、扩绿、增长”重点领域，加快全绿转型，并率先成立绿色金融一级专营部门。

新一轮五年规划中，该行又将绿色银行作为持续打造的“三张名片”的首张，并制订了发展目标。截至2022年末，该行人行口径绿色贷款余额6370.72亿元，较上年末增长40.34%，继续保持行业领先。

同样在绿色金融领域取得良好进展的，还有背靠广阔金融生态的平安银行。

该行自2021年成立了由行长牵头的总行绿色金融办公室，并成立绿色金融事业部一级部门专职推动绿色金融工作以来，一直在不断积极支持清洁能源、节能环保、清洁生产、生态环境、基础设施绿色升级、绿色服务等绿色产业重大项目。

截至2022年末，平安银行绿色贷款余额1098亿，近两年复合增长率120%，增速高于行业平均水平。2023年1季度，绿色贷款余额1216亿，继续保持稳定增长态势。

同时，平安银行已打造出多层次绿色金融产品体系，提供绿色综合金融服务。2022年末，该行持有的绿色债券规模同比大幅增长。平安银行还不断拓展碳账户、绿色信用卡、绿色理财等绿色金融业务。

相比之下，深耕区域的城商银行，由于“化解地方金融风险，协调区域经济发展”的历史定位，更多则是在“向下沉”，专注于区域金融资源的配给。

以城商行中的“佼佼者”江苏银行为例，近年来，江苏银行一直紧跟国家战略导向，坚持从战略高度推进绿色金融集团化发展，在服务实体经济中坚持绿色发展理念，不断加强绿色金融产品创新，努力打造“绿色+”系列融资模式，

截至今年一季度末，江苏银行绿色融资规模已超4000亿元，绿色信贷余额较上年末增长33.6%，其中清洁能源贷款余额较上年末增长34.2%，绿色信贷占比和增速在人民银行总行直管的24家银行中保持前列。

回顾江苏银行的绿色金融发展史，其中的精彩之处便是该行依托创新，着力打造的“绿色+”经营策略，包括“绿色+能源”“绿色+乡村振兴”“绿色+普惠”等。

其中，江苏银行打造“绿色+能源”的模式，更是将新能源领域作为绿色信贷重点投资方向，每年都有超百亿元的新增贷款投向风电、光伏、储能、氢能等细分行业，清洁能源贷款年均增速超过80%。

上述ESG实践的差异背后，“上升”和“下沉”的方向，也并非一成不变。

对于股份制商业银行来说，无论如何在金融产品层面做设计，依托普惠金融和绿色信贷助力实体经济，都是构建ESG评级的基础，而对于区域性商业银行来说，深耕区域经济，不断做大做强的背后，同样也或多或少蕴藏着一些“国际化”的梦想。

某种意义上，二者之间的关系并不对立，反而更像是互为依托。

下沉投资实体经济，是充实ESG实践，实现上升的基础，而升入全球ESG体系，合作国际金融机构，又是下沉的动力与愿景。

如何祛漂？绿色金融的关键命题

不同银行绿色金融路径分化的背后，摆在银行业面前的另一道关卡是：如何识别企业的“漂绿”行为？

这一源自海外的名词正因中国火热的ESG实践逐步从小众迈向大众。在剑桥字典中，“漂绿”的的定义为“企业夸大自身环保行为，并误导消费者信以为真”。

换言之，“漂绿”是企业在ESG实践中呈现的“言行不一”的现象。交通银行行长刘珺曾提到，“漂绿”企业或项目获得融资后，继续从事高碳排放的生产经营活动，造成碳排放数据失真失实，导致资金资源错配与浪费，与“双碳”目标下绿色发展理念南辕北辙。

有观点认为，“漂绿”在中国企业中其实并不常见。但事实上，根据《南方周末》的调研，中国漂绿现象存在环保罚单多、知名企业多和隐秘性高等一系列问题。在其发布的《2022年“中国漂绿榜”》中，不乏特斯拉、SHEIN、新希望等大公司。

随着“漂绿”变得不再小众，银行业“识绿”能力，也随之迎来了更高的要求。

这之中，诸多痛点与难点也同时存在。

一方面，一些绿色产业难识别，例如一些高能耗企业易容易被打上“漂绿”标签，仿佛自带“原罪”；

另一方面，绿色产业涉及领域广阔，行业的专业壁垒也导致相关风险较难评估，这也对金融机构的专业能力与创新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。

如何找到其中的平衡点，事实上也有解决的路径。

如针对难给“原罪”企业投融资的情况，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院长王遥曾提出，绿色金融不包含的领域，“转型金融”可有效补充。这种更灵活的方式，也为上述企业的融资提供了便利。

而在具体的“识绿”环节，日益蓬勃的金融科技也能提供赋能。如由兴业银行曾综合运用知识图谱、大数据、机器学习等技术，构建绿色企业识别模型，可以搭建以绿色企业为核心的“朋友圈”关系网络，从而维度识别企业“洗绿”风险。

回到开头提出的研判，银行业的ESG，无论是出于道德判断，还是基于“名利双收”的商业选择，对银行业而言，在ESG的浪潮下，都丰富了“金融活水”的价值内涵。

正如伦敦商学院金融学教授、公司治理中心学术主任亚历克斯·爱德蒙斯的在其《蛋糕经济学》里分享的积极视角：

“一家为社会创造价值的公司，并不是在牺牲利润，而是做大了蛋糕，最终提升了利润。”

这或许也是银行作为链接金融与实体经济的桥梁，所面临的必然使命。

眺望未来，伴随着ESG相关蛋糕的不断做大，社会、企业和机构，也都在期待金融业更多积极主动的作为。